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的公共道德和安全例外条款，美国的相关贸易制裁措施也是合法的。
行使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对此，简单套用西方的公法学理论显然无法有效作答，必须在中国宪法的框架秩序中来解释中国行政诉讼的制度实践。
法律系统内外各种协调机制，[72]可以消除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对抗，不会出现宪法上的僵局。[7]1981年4月14日，起草《民事诉讼法》时，彭真在听取民事诉讼法起草小组汇报时又将该问题提出。上述对法治原则、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依法审判条款的解释学论证，共同构成了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由此也塑造了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三角结构：相对人（权利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法律判断）。因此，将行政诉讼的功能更多偏向主观诉讼更符合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趋势。[74](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范愉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页。
[73]因此，中国的行政诉讼是一种有限度的司法审查，行政诉讼要依据行政法规，参照规章，对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强度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司法尽可能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上述宪法确立的框架体系决定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法原理，也决定了行政诉讼审查范围和审查强度都不同于西方权力制衡制度模式下的司法审查。这一内容在当时属于最高权力机关会议制度的一部分，1954年后才回归其社团章程的地位。
有的成文宪法国家确实有较多的宪法惯例，但这些惯例的作用一般较为次要，多是一些具体的工作程序。还有第19条规定了监察机关这一组织，但它只是设在县市以上各级政府内部（不构成政体板块），在《共同纲领》对县市以上各级政府是什么都没有规定（甚至政务院都没有提及）的情况下，该条文更像是一个原则（反腐倡廉）。政协全体会议的权力，根据《共同纲领》第13条第2款的规定主要有3项——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赋予中央人民政府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五）处理战争及和平问题。
因此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才应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标志。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走，我们就会进而怀疑当时没有一部宪法性文件能够独立成为宪法（哪怕是临时宪法或起临时宪法的作用），进而发现由多部宪法性文件共同构成宪法的可能。
其工作有半独立性质者得设局。但《共同纲领》主要是纲领性规范，全篇纲领性较强而法律性不足，如《共同纲领》的60个条文中，宪法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公民权利只在总纲中规定了3条，而宪法另一更重要的内容——政权组织形式也只有3条，在第二章政权机关的8条（第12-19条）中，并非都是政体条款，且内容过于简单（这是更重要的）。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八）制定并颁发国家的勋章、奖章，制定并授予国家的荣誉称号。
当时我国的政体形式有三个特征：政协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国自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起，历经清王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百多年来制定过几十部宪法，期间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曲折发展，一直被认为是成文宪法国家。3.《政协组织法》 由于政协全体会议在当时有代行全国人大工作的职能，因此《政协组织法》也应纳入这一时期的宪法性文件。审议了《土地改革法》《婚姻法》《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组织通则》《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暂行组织条例》等重要法律法规草案。
1.《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无疑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其序言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政治基础等政治纲领，第二章规定了国家的政权机关，总纲和其他五章分别规定了国家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方面的总原则和相应的具体政策，是这一时期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全国各地方人民政府均服从中央人民政府。
但是作为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权力，应是指政协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即当时政协全体会议的权力分为两类，一是宪法性质的最高国家权力，二是作为社团组织的政协自身的权力。（四）我国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之启示 我国1949—1954年期间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虽然只存在短短四年，但历史的痕迹也留给我们一些思考。
但多文本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还有很重要的区别，即在不成文宪法中有大量的宪法惯例存在（这是其号称为不成文宪法的缘由所在），而我国1949—1954年期间基本没有宪法惯例。这就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宪制基础。至于第18条则与政体基本没有关系，是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风的原则性要求，与政权的组织体制不是一回事。首先，政协是当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而政协是执政党与参政党进行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机构，实际上是一个党派机构，即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党派组织。从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看，中国历朝历代都需要治国安邦，也都需要一个这方面的总章程，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是很容易接受、也愿意接受作为治国安邦总章程的宪法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构建国家政权组织这个角度看，就不仅发现《共同纲领》中关于构建政体的条文非常少，构建出来的政体并不完整，同时也很容易发现《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作用和意义，进而意识到至少是《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起着宪法的作用。
在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如宪法只有一部，宪法性法律则有一系列（选举法、立法法、地方自治法、各类组织法，等等）。（九）任免各项政府人员。
其第2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政协组织法》关于政协全体会议职权的规定，则不仅包括其代行人大职权的内容，还包括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自身的权力，如《政协组织法》第7条规定的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建议案等，这些是政协自身的权力，1954年后即便它不再代行人大职权，这些职权也继续存在。
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有的虽涉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但基本上是《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相关内容的细则性规定，如《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实施办法的决定》《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定》，等等。
其工作有特定性质者得设室（如参事室、会计室、资料室）、组（如财经组、文教组）、所（如研究所）或会（如高等教育委员会）。（四）批准或废除或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立的条约和协定。不论政界还是学界，我们都过于强调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而对宪法搭建国家权力分工之体制及其功能（这更重要）则认识不足。六、选举违背以上三、四、五三条规定及书写模糊，无法统计者，均为废票。
但我们还应进一步区分成文宪法的类型，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宪法是由一部宪法文本构成的成文宪法，但由多个宪法性文件构成的特殊成文宪法形式也曾短暂地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中，具有临时性、过渡性的特征。各委得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一般机关均得设秘书。
即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是1954年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而不是1949年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是1954年宪法，而不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由中央人民政府产生其他国家机关，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应确立于1954年《宪法》而不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
第13条：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而多文本的成文宪法的特点是没有一部单行的宪法文本，宪法本身是由若干宪法性法律构成，这些宪法性法律中的任何一部都不能单独构成宪法，同时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又都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其地位应高于单一文本的成文宪法体制下的宪法性法律。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级人民政府为行使各级政权的机关。如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其他一些零散的法律性文件则需要仔细甄别，如政务院的《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是对《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章政务院中相关规定的进一步具体化，因而应列入法律性文件。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指出：1954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不成文宪法是指既有书面形式的宪法性法律文件、宪法判例，又有非书面形式的宪法惯例等构成的宪法。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在宪法的多个面相中强调这一面而忽略那一面？这其中可能有历史、文化的因素。有的相当于后来的国务院组织法，如《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规定：各机关得设办公厅。
如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国徽图案的决定，等等。那么《共同纲领》确认的政体是否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这些特征呢？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基础是普选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基础，表明人大与人民的关系——人大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大，这是其正当性所在。
